2017年5月9日下午两点，中国地质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名师讲堂邀请我校博士生导师、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陈戎女教授主讲了一次以“世界文学中的负面女性”为题的讲座。陈教授通过分析和探讨世界文学中的经典负面女性形象，与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分享了她对于女性形象的研究。

首先，陈教授指出世界文学从古至今屡见不鲜的负面女性或“坏女人”是一种社会和文学的双重想象和建构。文学塑造的女性形象，可能是出于形塑社会高下有分、优劣有别的性别意识的需要。文学中的负面女性通常是男性统驭的家庭秩序、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她们的出现是对女性读者施加心理压力和道德规训的反面教材。从古代希腊、希伯来、巴比伦、印度文学中被边缘化被贬斥的各色负面女性，到十九世纪欧美女性文学中暗藏心理焦虑的“阁楼上的疯女人”，无不如此。

在《奥德赛》中，陈教授探讨了西方文学塑造的第一个坏女人，也是史诗中最毒妇人心的一个极端——阿伽门农的妻子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奥德赛》中她从头到尾都没有真正出现过，她是活在男人叙述中的负面女性，这种叙述手法阐释了世界文学中塑造负面女性的不二法门：男性视野和男性叙述中的女人。陈教授分别分析了三个男人——涅斯托尔、墨涅拉奥斯、阿伽门农——叙述中的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将男性叙述中的细节呈现，改变主犯和从犯的主从次序，典型的褒贬双重结构一一道来，揭示出其中暗藏的男性中心主义逻辑和厌女主义情结。

在探讨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和寄生虫女性中，陈教授列举了古希腊作家赫西俄德在两部传世之作《神谱》（Theogony）和《劳作与时日》（Works and Days）中讲述的潘多拉神话，并对比了两部作品关于潘多拉的多重叙述：不论哪种叙述，无一例外的最终结果是，外表漂亮而心性诡诈的女人揭开瓶盖后，给世界带来灾难和疾病。在潘多拉神话之后，《神谱》描述了男人的主观认识：“女人如祸水”，赫西俄德的控诉中女性完全被他者化，或者被内化到一种男人的经验即等于人类经验的叙述中。赫西俄徳继承和拓展了荷马深广复杂的女性观：女性与人类的重要事务有关（人的诞生和婚姻），世界上好女人与坏女人兼而有之，而最让男性捉摸不透却又兴致盎然的是那些（美貌而危险的）坏女人。

除了古希腊文学，东方世界的古代文学中也不乏类似的负面女性。在解析古巴比伦和古印度文学中的负面女性中，陈教授列举了史诗《吉尔迦美什》 中的破坏女神伊什妲尔以及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罗刹女首哩薄那迦。伊什妲尔和首哩薄那迦是与人间男性英雄对照的负面女人形象：她们爱上男英雄是受本能的支配，再加上品德不佳，肆意妄为，所以遭到男性世界的谴责和惩罚。

在古希伯来《圣经·约伯记》中，陈教授着重探讨了被边缘化的女性，约伯的妻子：她是一个隐没的女性和无名的女性。古代世界文学中的女性较多的是在男性社会成书（如口述史诗），或者由男性作家个体书写中的女性（如赫西俄德）。由此形塑的性别，正是波伏瓦所说的社会性别（gender）意义上的、被建构出来的男女两性，而非生理性别（sex）意义上的两性。

在讲述“阁楼上的疯女人”的形象时，陈教授介绍了吉尔伯特和古芭上世纪70年代末蜚声学术界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一书，阁楼上的疯女人不仅指的是女性作家们在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如《简·爱》中的伯莎，更意味着19世纪中期涌现出的英语写作的女性作家群体形象。此书在解读《简·爱》时，将伯莎当作简最真实和最黑暗的重影，当作她狂暴而秘密的自我。然而，后来兴起的后殖民研究挑战了这样的论点，比如斯皮瓦克以帝国主义批评驳斥了对伯莎这样的第三世界非白人女性的非人化，其批评思路正如萨义德在解读简·奥斯汀的《曼斯菲尔德庄园》时分析奥斯汀的帝国思想，从而将小说当作一个正在扩张的帝国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另外，朱迪思·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中对建构女性主义主体本身进行了反思，她质疑我们一直假定的、女性主义主体性的普遍性和统一性，她甚至颠覆了女性主义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区分，提出了“语言塑造主体”的颠覆性论点。这些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批评话语，拓宽或掘深了我们理解19世纪以来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及其主体性建构的可能性。

最后陈教授提出了几个值得继续反思的问题，并详细解答了老师和同学们的问题，获得了大家的热烈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