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語言學系列講座98】——明清民國三代西士紀錄中的南京方言聲調
2022年9月23日星期五上午，由北京文獻語言與文化傳承研究基地主辦的文獻語言學系列講座第98講於北京語言大學教二樓235室開講，徐朝東教授作了題爲“明清民國三代西士紀錄中的南京方言聲調”的講座，講座由魏德勝教授主持。
徐朝東教授指出題中的“西士”主要指西方的傳教士、外交官、漢學家等人，並介紹了由這些西士編寫的南京方言材料以及材料中紀錄的南京方言聲調情況。它們是：（一）法國傳教士李秀芳編撰的三本漢語拉丁語字典——Dictionarium Latino-Nankinense（1846），Dialogi Nankinensi Lingua（1846）和Dictionarium Latino Nankinense.Juxta materiarum ordinem dispositum（1847）。這是明確標明“南京方言”的字典，采用的是五聲系統，但標音比較粗糙。（二）意大利神父晁德莅的Catechismi ad Usum Vicariatus Nankinensis Versio Latina（《南京方言羅馬字領洗問答》）（1892）和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 Neo-missionariis accommodatus（《中國文化教程》）（1879）。前者將基督教入門教義分成三欄。第一欄即是漢字讀音，但不標聲調；另兩欄分別是拉丁語翻譯和漢字。後者采用圈發標調的方式紀錄了官話的五聲，雖然其中還有些法國口音的影響，但意義可見一斑。（三）美國傳教士狄考文的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官話類編》）（1892）。書中南京方言音節表也是承用上平、下平、上聲、去聲、入聲五調系統。（四）美國傳教士李滿的《5種系統的1200個官話音節標表》（1894）。書中的音節只有入聲有-h尾標記，其他聲調沒有標識。（五）奧地利漢學家屈耐特的Die Chineeiscbe Spracbe zu Nanking(1894)和Syllabar des Nanking-Dialectes（1898）。後者不僅有對南京方言聲調的闡述，還對調值做了描寫。（六）德國海關官員赫美玲的Die Nanking Kuanhua（《南京官話》）（1902年出版，1907年再版）。書中透露了當時南京話前後鼻音不分的信息並對調值作了較爲詳細的描述。（七）美國傳教士萬應遠的Two Years’Course of Study in the Chinese Language（《華語拼字妙法》）（1913）。書中並不是每個字都標有聲調，聲調紀錄比較粗疏。此外，徐朝東教授還介紹了兩種材料，對其可靠度和適用性提出質疑，並强調日本人書中所講的南京話不等於今天的南京話，其對應的是中國或官話的概念。
緊接著，徐朝東教授談到“西士紀錄的官話與南京方言調值”的問題。徐朝東教授指出，傳教士對聲調的紀錄大多是描寫性的，近似于明代和尚所説的“平聲平道莫低昂，上聲高呼猛烈強。”而現藏梵蒂岡圖書館的一本《漢拉詞典》則以五綫譜的形式最早紀錄了官話的調值。高田時雄教授構擬其調值為陰平33、陽平11、上聲42、去聲24、入聲12/23；徐朝東教授則以八度音階換算爲五度標調，將上聲和入聲調值分別改擬為52和2。這方面頗負盛名的材料當屬英國漢學家艾約瑟的《漢語官話口語語法》，其對漢語官話聲調調值作了非常細緻的描寫。特別地，德國漢學家福克爾紀錄的南京話聲調與現代中國學者劉祥柏的南京話聲調調查結果几無二緻，這反映出一百多年來，南京話調值沒有太大改變。
關於“南京話是不是明清官話的基礎方言”這一問題，徐朝東教授從兩個方面作了辨析。首先，要在原材料語境下仔細分辨西士紀錄中“漢語”“官話”“南京話”三個概念而不能斷章取義、僅凴字面意思理解。這一點可以在西班牙人讓·瓦罗的兩版《華語官話語法》的對比中得到啓示。1703年原版中舉例性質的“南京省”，在1793年抄本中搖身一變而成為唯一性的“南京”，明顯與原版傳達的信息不符。福建人黃嘉略去到法國巴黎后寫作的《漢語語法》一書中也對“官話”這一概念作了説明。其次，包括西士和中國人在内所紀錄的南京話與明清官話有明顯的區別特徵。根據屈耐特、赫美玲、高本漢等人的紀錄，清末到現代南京方言主要語音特徵體現爲有入聲、分尖團音、陽聲韻尾相混、官關無別等七個方面。清代胡垣《古今中外音韻通例》（1888）與屈耐特等紀錄的南京方言完全吻合，明代李登《書文音義便考私編》（1587）也能反映其中四種語音特徵。因此，可以説至少在明萬曆年間，南京方言已從其他官話方言中分離出來，這點在明末清初桐城人方以智的著述中可以得到印證。
講座的最後，徐朝東教授以支謙譯《佛説孛經鈔》中的“八事快”勉勵在場同學，並囑咐大家從事相關研究要立足材料，練就開闊的眼界和胸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