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語言學系列講座第100講】——文獻語言學四人談

2022年10月7日下午14:00,由北京文獻語言與文化傳承研究基地主辦的文獻語言學系列講座第100講於北京語言大學教四樓204、104室順利舉行。此次講座意義非凡，由北京語言大學華學誠教授主持，特邀北京大學孫玉文教授、北京師範大學王立軍教授以及北京語言大學馮勝利教授與董志翹教授作爲主講人，進行了一次文獻語言學四人談，給同學們帶來了一場精彩而有深度的學術盛宴。

講座伊始，華學誠教授簡述了北京語言大學為推動文獻語言學學科建設與發展而開展的三項工作：舉辦文獻語言學國際學術論壇，創辦《文獻語言學》集刊，舉辦文獻語言學系列講座。迄今為止，已有逾一百人次國內外文獻語言學領域內卓有成就的專家在系列講座上為北語師生就學科前沿成果發表演說。

隨後，華教授簡要介紹了“文獻語言學”這一概念的發展脈絡，引出此次“文獻語言學四人談”的主題。接著，四位教授依次發表了精彩的演說。

陸宗達先生與文獻語言學

馮勝利教授（北京語言大學）

馮勝利教授從自身經歷講起，回憶了如何與陸宗達先生相識並在陸先生的指導下進行學術研究的經歷。其後，馮勝利教授分享了陸先生提出的學習文獻語言學的基礎：一定要知道的三本書，即《史記》《昭明文選》與《唐詩三百首》；讀古書一定要明句讀、章句和音辭；《說文解字》是文獻語言學的奠基之作；《左傳》則是文獻精讀的示範。

隨後，馮教授分享了文獻語言學的精蘊。一是由音節到語調再到韻律，要以聲音通訓詁，以聲音通句讀，以聲音通語法；二是系統的建立，要以意義為核心，以意表義，以軌為則，以則建系；三是結構的發現，要以學理為基礎，以結構為依據，以邏輯分析為原則。馮先生指出，中國的學術創造不在於發現，而在發明，這裏的發明不僅指科學技術上的發明，還指心中獲得理論、見解的發明。季剛先生曾云：“所貴乎學者，在乎發明，不在乎發見。今發見之學興，而發明之學替矣。”陸宗達先生對文獻語言學有著獨到的見解，陸先生曾言，《說文》研究的對象是周秦的書面語言，此處之書面語言不等於書面語，研究的內容是文字、聲音、訓詁，所以被稱為“文字聲音訓詁之學”，所以《說文》是文獻語言學的奠基之作。

最後，馮勝利教授提出了幾點自己的想法：研究文獻語言學，要有五到十年的文獻功底，值得去等待出成績，然後才能總結；要對比索緒爾的語言學觀點，文獻也是語言學，文獻語言學與歷時語言學和共時語言學之間的關係，章黃絕學應該從多個方面進行思考。

《說文解字》與文獻語言學

王立軍教授（北京師範大學）

王立軍教授為同學們解答了“說文學”為什麼可以成為中國語言學的基礎內容。《說文解字》蘊含的豐富內涵和思想，是文獻語言學的精華，《說文》以字書的形式承載著許慎的語言文字文獻思想，陸先生大大拓展了《說文》研究的領域，將《說文》從一般的字書引向語言學、社會文化的角度。接著，王立軍教授從以下方面論述了“說文學”與“文獻語言學”的關係：

第一，從傳統小學的大背景來看，小學和經學有密切聯繫，傳統小學的主旨決定了傳統文字學是為經學服務的。

第二，文字研究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理解文字所承載的記錄語言的職能。文字產生之後，文字和語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字促進詞的派生，使詞的派生形式得以視覺化；同時，文字也參與了詞的發展過程。

第三，從語言視角觀察文字，研究文字一定要基於語言。傳統文字學的根基以《說文解字》為中心，早期漢字學著作都與《說文解字》有關，說明《說文解字》在傳統文字學中的地位毋庸置疑。

第四，從《說文》創作的背景來看，許慎把《說文解字》當作是“鬥爭的武器”。古文經要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必須先證明其所據之“字”為真，《說文》以小篆甚至更早的古文為字頭，試圖建構漢字發展的歷史，在當時的社會上樹立起古文字的地位，《說文》的產生就是為了服務於文獻。

第五，《說文解字》本身的地位便是文獻文字學，基於文獻對文字進行研究，《說文解字》通過解讀當時的文獻從而對古代文字進行整理和說解。許慎之所以能實現這樣的目標，是因為他對文字的構型體系和詞彙系統有著完整的研究，儘管《說文》的方法是從形出發去講求字義，但實際上仍立足於文獻。

漢語史研究與文獻語言學

董志翹教授（北京語言大學）

董志翹教授講述了漢語史研究和文獻語言學之間的關係。董教授指出，對古代語言中的書面語進行的研究，便是對文獻語言的研究。我國傳統的語言學從形、音、義方面分為文字、音韻、訓詁之學。漢語缺乏形態變化和形態標誌，因此我國傳統的語言學中並沒有“語法學”。漢語史的研究一定要包含了文字學才是完備的。

漢語史是在西方歷史語言學的影響下產生的，包括漢語語音史、漢語語法史、漢語詞彙史三大方面。漢語史是研究漢語現象及其內部規律的一門科學，包括語音、語法、詞彙現象及其歷史演變規律，主要目的是研究漢語在何時何地產生、變化、消亡以及具有的特點、規律等，包括了有詞彙史、語法史、語音史，而文字史被排除在外。這樣的分類其實是受到西方語言學影響的結果，雖然分類清晰，但對於漢語研究實際來說也有不足。

雖然文獻語言學和漢語史的研究材料都是文獻，但兩者之間亦有不同。現在漢語史研究的主要語料是古白話，因為古白話與當時的口語較為接近，研究語料的選擇有四個要求：時代明確、接近口語、深而面廣、達到一定篇幅。在漢語史研究中把文言排除在外是不完備的，在白話史研究的同時也要兼顧文言史的研究，只有兼具兩者才是完備的漢語史研究。

形音義關係與文獻語言學

孫玉文教授（北京大學）

孫玉文教授的演說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

第一方面，孫玉文教授指出，事物和概念之間的關係並不完全明晰。如不同語言用不同詞語表達，很難說兩種語言的詞語之間有一一對應的關係，其中仍待我們進一步的研究。

第二方面，語言符號具有歷史同一性，通過歷史材料研究語言必然會面對語言符號的歷史同一性。古今同一性是建立在漢字形、音、義嚴謹而系統對應關係的基礎之上。除了漢語，用世界上其他任何語言不可能釋讀甲骨文、金文，因為甲骨文、金文與後代的漢語是一脈相承的。

第三方面，我們面對文獻去研究語言，必然要面對著漢字的形、音、義問題。所以從文獻的角度研究語言非常重要，只通過語言、詞彙、語法和修辭等方面研究語言仍有不足。

古人非常注重形音義的關係，段玉裁便提出了形、音、義“三者互相求”的訓詁方法。最後，孫玉文教授運用眾多生動實例，說明了因形求義、因形求聲、因聲求形、因聲求義、因義求形、因義求聲的具體含義。

四位教授依次發表演說後，華學誠教授對本次“文獻語言學四人談”進行了總結。華學誠教授指出，我們要尋找古代文獻中的“暗物質”“暗能量”，學科的發展需要繼承，更需要創新，願文獻語言學一直走在繼承與創新的路上。